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发动起义，标志党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经过了75年的风风雨雨。在这75年里，人民解放军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创造不朽业绩的７５年；是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历经千锤百炼、深受人民拥护的７５年。并且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个领域中都有了重大的突破和飞速的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正义之师、刚强之师、文明之师的形象，捍卫着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

　　为了打破核垄断，必须赶在法国之前研制出我国的氢弹。1965年元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任务：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在首位。地平线上出现了两颗火红的太阳，一颗在上，一颗在下，上面那颗强烈的光芒，使另一颗黯然失色。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部分国民革命军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的武装起义。

1927年4月和7月，中国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中国人民从1924年开始的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于7月12日进行改组，停止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旬，决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并联合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会合当地革命力量,实行土地革命,恢复革命根据地，然后举行新的北伐。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在九江具体组织这一行动，但发现张发奎同汪精卫勾结很紧，并在第二方面军中开始迫害共产党人。随即向中共中央建议，依靠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实行在南昌暴动”。据此，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前往南昌领导这次起义。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11军第24、第10师，第20军全部，第4军第25师第73、第75团以及朱德为团长的第五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一部,共2万余人。从7月25日起,第11、第20军分别在叶挺、贺龙指挥下,陆续由九江、涂家埠(今永修)等地向南昌集中。27日，周恩来等到达南昌，组成前敌委员会，领导加紧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此时,国民党武汉政府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第3军主力位于樟树、吉安、万安地区，第9军主力位于进贤、临川地区，第6军主力正经萍乡向南昌开进；第二方面军的其余部队位于九江地区；南昌市及近郊只有第五方面军警备团和第3、第6、第9军各一部共3000余人驻守。中共前委决定赶在援兵到来之前，于8月1日举行起义。

8月1日2时，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领导下，南昌起义开始。按照中共前委的作战计划，第20军第1、第2师向旧藩台衙门、大士院街、牛行车站等处守军发起进攻；第11军第24师向松柏巷天主教堂、新营房、百花洲等处守军发起进攻。激战至拂晓,全歼守军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挺),子弹70余万发，大炮数门。当日下午，驻马回岭的第25师第73团全部、第75团3个营和第74团机枪连,在聂荣臻、周士第率领下起义，8月2日到达南昌集中。

起义成功后，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这次起义仍用国民党左派名义号召革命的指示精神，发表了国民党左派《中央委员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种种罪行，表达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和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斗争决心。8月1日上午，召开了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贺龙、林祖涵(伯渠)、叶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徐特立、彭湃、郭沫若等25人为委员。革命委员会任命吴玉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组成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关,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并决定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贺龙兼代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兼代方面军前敌总指挥。所属第11军(辖第24、第25、第10师)，叶挺任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第20军(辖第1、第2师)，贺龙任军长、廖乾吾任党代表；第9军，朱德任副军长、朱克靖任党代表。全军共2万余人。

8月2日，南昌市各界群众数万人集会，庆祝南昌起义的伟大胜利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会后各界青年踊跃参军，仅报名的学生就有数百人。

南昌起义后，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部向南昌进攻。8月3日起，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指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沿抚河南下，计划经瑞金、寻邬(今寻乌)进入广东省，先攻占东江地区，发展革命力量，争取外援，尔后再攻取广州。起义军进至进贤县时，第10师师长蔡廷锴驱逐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部折向赣东北，脱离起义军。由于起义军撤离南昌比较仓促,部队未经整顿，加上酷暑远征,部队减员较多，7日到达临川时，总兵力约1.3万人。

起义军在临川休息3天，继续南进。8月25日，先头到达瑞金县壬田以北地区。这时，驻广东的国民党军第8路军总指挥李济深，调钱大钧部9000人，由赣州进至会昌、瑞金地区，并以一部前出至壬田，阻止起义军南下；调黄绍竑部9000人由南雄、大庾(今大余)向雩都(今于都)前进，支援钱大钧部作战。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前委决定乘钱、黄两路兵力尚未完全集中实施各个击破。当日，起义军向壬田守军发动进攻,歼其一部，于26日攻占瑞金县城。接着,集中兵力进攻会昌的钱大钧部主力，激战至30日，攻占会昌县城。两战歼钱大钧部6000人，缴获枪2500余支(挺)。起义军伤亡近2000人。9月初，起义军一部在会昌西北的洛口地区，击退黄绍竑部的进攻。

会昌战斗后，起义军陆续折返瑞金，改道东进，经福建省长汀、上杭，沿汀江、韩江南下。9月22日,第11军第25师占领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主力继续南进，于23日占领潮安(今潮州)、汕头。在此期间，李济深令钱大钧残部牵制第25师，令黄绍竑部经丰顺进攻潮安，令陈济棠、薛岳部3个师1.5万余人组成东路军，由河源东进，寻起义军主力决战。

根据上述情况，中共前委决定，第20军新建的第3师随革命委员会驻守潮、汕地区，集中主力6500余人迎击东进之敌。9月28日，起义军主力在揭阳县山湖(玉湖)附近地区同东路军遭遇，将其击溃，继向汤坑(今丰顺市)推进，在汾水村地区与敌再次激战，至30日，起义军伤亡2000余人，无力再战，遂向揭阳撤退。是日晚，黄绍竑部攻占潮安。10月3日，起义军主力在流沙(今普宁市)与由潮、汕撤出的革命委员会会合，继续向海丰、陆丰地区撤退，在经过流沙西南钟潭村附近的莲花山时，再次遭到东路军的截击，激战不胜，部队大部溃散。革命委员会和起义军领导人分散转移，余部1300余人进入海、陆丰地区。驻守三河坝的第25师，在给钱大钧部以重大杀伤后，向潮安转移，10月5日在饶平县境同由潮、汕撤出的第3师一部会合。此后，这两支部队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粤赣湘边，最后保存起义军约800人，参加了湘南起义，并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带有全局意义的一次武装暴动。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8月1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编辑：前线)

　　新近出版的《党史文汇》刊物刊登署名“王先勇”的文章，披露了二战后中国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的始末，指出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是从当时大局出发顾全民族大义之举。

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以战败国的身份付给战胜国日本2.3亿两白银作为战争赔偿，这相当于当时清朝国库3年的财政收入。靠这笔钱日本大力发展了重工业、军火工业和教育事业。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饱受侵略战争蹂躏的中国却没有得到日本应有和及时的战争赔偿。此后，由于时事变换，最终中国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回顾这段历史，不能不引起世人的深刻思考和感叹！ 美国违背诺言，从中作梗

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按照有关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本理应对中国人民进行赔偿。

需要指出的是，在处理欧洲战事赔款问题上，英美联合起来与苏联分庭抗礼，而在太平洋战场和处理日本问题上，美国认为其在对日战争中起了巨大作用，便以盟主的身份自居。尽管苏联凭借自己的实力和当时的地位与美国采取抗衡的态度，但美国采取有关措施和步骤，使之握有对占领日本和处置问题的实权，操纵和包揽了日本赔偿等事宜。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虽然表面上跻身四强，但在赔款事宜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

1945年由中、美、英三国发布的《波茨坦公告》中，第一次明确了日本赔偿的原则，日本可以保留维持其经济运转所必须的工业设备和实物，其余的可以用来赔偿。

战后初期，美国对于日本赔偿的态度还相当积极，后来稍有动摇，但还是于1947年4月4日采取单独行动，发动了“先期拆迁”。可是随着美、苏对立日益尖锐，再加上中国人民解放战争顺利进展，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在远东方面，美国亟盼建立一个反苏反共的基地，而环顾全球，只有在它控制下的日本最符合这个条件。于是扶持日本、抵赖赔偿，就成为美国的基本方针。

本来，按照1946年3月美国政府所制定的“临时赔偿方案”，“先期拆迁”计划将提日本工业设备实物的30%作为直接受日本侵略国家的赔偿物资，其中中国可得15%。但是，随着时局的变化，美国为自己狭隘的战略所考虑，对这个30%的赔偿范围一减再减。最后中国只得到了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这期间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中国首席代表吴半农多次严正交涉。但美国一意孤行，不予理会。

中国战时损失，据国民党行政院赔偿委员会的估计，按当时价格计算，不下620亿美元，而中国分得的赔偿物资才约值2250万美元，只占万分之三。中国分得的赔偿物资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设备首推吴港“11—5—5”海军兵工厂的1.5万千瓦发电设备一套；其次是同厂的200吨码头式起重机一具。中方得到通知后，立即派了几位专家前往拆迁。就在这两套设备拆卸时，美国政府于1949年5月13日向盟总颁发临时指令，取消了“先期拆迁”计划的执行，停止了日本对各盟国的赔偿。至此，战后对日索赔的事宜实际上已被美国腰斩。

国民党为己私利，出卖民族大义

1949年下半年，美英协调策划单独对日媾和。此时，中国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12月底，国民党当局全部撤到了台湾。至1950年4月，印度、英国、印尼等国家承认了新中国。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加紧了单独对日媾和的工作。 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初，作为当时国民党政府首脑的蒋介石，也曾有过对日索赔的打算。此时，台湾当局为得到美国的支持和帮助，在日本赔偿问题上一改原来的积极立场，转而专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对美国对日和约七原则和备忘录采取“无可奈何”的态度———关于赔偿问题，台湾当局表示可酌情核减或全部放弃。

国民党对日索赔态度的转变，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还在于蒋介石坚持反共而对日本反共政府采取的所谓宽大、不进行报复的政策，以实现它以中国合法政府的身份参加对日和约的签字。因为日本曾在此前威胁说，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签订双边条约。其实，这是外交家出身的日本老官僚吉田茂玩的一个阴谋，目的是迫使台湾当局在谈判中作出让步，放弃战争赔偿，与日本媾和。 1952年2月17日，台湾与日本和约谈判正式开始。谈判几经周折，台湾当局多次妥协让步，综观整个签约过程，台湾当局为求得一个所谓“中国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处处委曲求全，步步退让，为一党一派之私利出卖民族大义，在战争赔偿等实质问题上彻底放弃，令每个正直的华夏子孙羞愧。

中国政府从大局出发，放弃战争赔偿

1952年4月27日，台湾当局与日本签订所谓的“日华条约”，双方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建立所谓的“外交关系”，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给予了强烈的谴责。而此时，中国大陆与隔海相望的日本的关系还处于冰冻期。日本政府追随美国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设置了不少障碍。 随着民间贸易与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到60年代前期，中日交往实际上进入了半官半民阶段，恢复日中邦交已为期不远。但恢复邦交，必然要对战后日本赔偿问题作出决定。在这一问题上，我国领导人表示了向前看的姿态。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蒋介石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中国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70年代初，由于国际战略格局发生变化，美国外交政策实施了两项重大转变：一是美国承认中国并对建立外交关系进行谈判；二是征收10%的进口税，主要目的是打击日本，同时停止美元和黄金的兑换。这两项与日本关系极为密切的政策出台，美国人事先却没有打个招呼，而是以一种突然袭击的方式，狠狠打击了精神上毫无准备的日本。这一切大大刺激了日本政界。他们不能不反躬自问，对华政策上紧跟美国是否做错了。

不久，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权垮台，田中角荣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田中就职后立即宣布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随着邦交正常化时机的成熟，战争赔偿问题又一次摆在中日两国政府的面前。

在田中访华之前，他曾表示，如果对方提出赔偿，只要数额适当，他打算赔！

1972年7月以后，中国为实现与日本邦交正常化进行积极的准备，周恩来总理就放弃战争赔偿问题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复以前，台湾的蒋介石已经先于我们放弃了赔偿要求，共产党的肚量不能比蒋介石还小。第二，日本为了与我国恢复邦交，必须与台湾断交。中央关于日本与台湾的关系，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宽容态度，有利于使日本靠近我们。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其负担最终将落在广大日本人民头上，这样，为了支付对中国的赔偿，他们将长期被迫过着艰难的生活。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与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愿望。 周总理的态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博大襟怀，也代表了一个泱泱大国的宽容大度和长远眼光。

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发表了《日中共同声明》，中日两国签订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23日生效。二战结束后，苏联从德国获得120亿美元的战争赔偿；犹太人从德国获得600亿美元的赔偿。而中国政府从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愿望和长远利益出发，放弃了赔偿要求。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政府虽然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即放弃了1200亿美元国家间的赔偿要求，但是，就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赔偿要求———1800亿美元的国民赔偿要求，中国政府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宣布予以放弃。这种对受害赔偿要求的保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符合国际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赔偿的机会。 （编辑：前线）

　　1967年6月17日，中国西部的罗布泊大漠同时升起两颗太阳，其中一颗“太阳”迸发出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的光芒。我国第一颗氢弹在这里成功爆炸。

如今已年近八旬的核科学家于敏被称做“中国氢弹之父”，在那段艰苦岁月里，他率领科技人员攻破氢弹原理，为中国氢弹试验成功打开了通途。谈起那段经历，于老谦逊地一笑：“氢弹成功爆炸是集体的功劳，我只是一个卒子。那段岁月，我永生难忘。”

钱三强：先行一步，早日掌握氢弹技术

1960年12月的一个早晨。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的办公室，来了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他叫黄祖洽，是原子能研究所第四研究室的一个组长。 钱三强看着这位青年物理学家，平静的语气中透着几分严肃：“为了早日掌握氢弹技术，我们要先行一步，组织一个轻核理论小组，对氢弹的作用原理和各种物理过程以及可行结构进行探索、研究。”

钱三强又特意叮嘱：“你原来那个组叫47组，这个轻核理论组就叫470组，注意保密。”

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黄祖洽、于敏等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在原子弹尚未突破时，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

为什么提前研究氢弹？原来，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氘、氚等轻核的自持聚变反应，瞬间释放巨大能量，又称聚变弹或热核弹。氢弹的杀伤破坏因素与原子弹相同，但威力大得多。时任核工业部部长的刘杰将军和专家交流中，知道原子弹和氢弹有很大差别，于是和钱三强商量先从理论上做一些研究，他们的意见得到中央军委的赞同。

研究氢弹谈何容易，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年轻的探索者们出发的阵地，只是最基本的物理学原理，他们手中的主要兵器只是一张书桌、一把计算尺和一块黑板，但他们有一颗颗火热的心和一个个不知疲倦的大脑。

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山头被呕心沥血的勇士攻克。4年中，黄祖洽、于敏和其他科技人员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更深的认识。 历史已经证明，氢弹理论探索先行一步是一着妙棋，为尽快突破氢弹技术打下了基础，赢得了时间。

毛泽东：氢弹爆炸要赶在法国之前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这一惊人消息，在世界上引起轰动。西方大国的核竞赛亦愈演愈烈，法国加快了研制氢弹的进程。

为了打破核垄断，必须赶在法国之前研制出我国的氢弹。1965年元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任务：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在首位。

1965年9月，38岁的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计算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当量要求。于敏总结经验又做了一系列详细的报告，科技人员又计算了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这一重要课题。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

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

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顿野味？”

“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

“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

“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

为了保密，于敏在这里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的突破。

马国惠：我们枕着氢弹在铁塔上睡觉

氢弹原理突破后，随即进行原理爆炸试验。

试验前夜，负责引爆装置研究工作的核专家陈能宽，来到托举氢弹装置的铁塔下，随同操作人员登上了百米铁塔，安插启爆氢弹的雷管。

陈能宽从衣袋中拿出装有钥匙的信封，对大家摇了摇：“你们放心，启爆开关的钥匙在我这里。”

塔顶爆室里还有一位年轻的技术人员，他叫马国惠，已经在铁塔上奋战了20个日夜。多年后，已成为核试验基地司令员的马国惠少将讲述了当年的故事———

当时我在研究所二室负责光充量的测量，早期准备是在试验室搞的，临时抽我和曹淑华等4个同志去帮着搞激光测速项目。

我们基本上都是晚上工作，光路系统晚上好调试。一上去至少10来个小时，最长一次在塔上呆了120个小时，带一壶水，带点干粮在上面吃，也在上面睡。铁塔高110米，塔顶是爆室，晚上就在那里休息，刮风时咯咯响，晃晃悠悠，像摇篮一样。我们在氢弹装置的爆室工作，枕着氢弹睡过觉。

爆室外面有个栏杆，像个小阳台一样，我们用一个电池箱装了一点沙子放在那里，当卫生间用。曹淑华是位女同志，我们也都不讲究了，谁要方便就到外面那个小箱子上，20多个小时不能不吃不喝呀！

冬天，场区气温零下20多摄氏度，上面更冷。有一次做环境试验，爆室里温度高达50摄氏度，又没处跑，那滋味更不好受。

那时，铁塔上下，光我们哈军工六五届的同学就有20多人，在学校时各个专业还互相保密，在这里大家见面了，插雷管的邵乃林就是我的同学，最后那一夜，我们这个项目是我上去的，等雷管插完，我和他们一起坐吊篮从塔上下来。那已经是28日的凌晨了，寒风中仍然飘着雪花。

28日12时，铁塔上空终于出现了一片蓝天，氢弹装置按时起爆，原理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孙福长：我太紧张，忘了按自动投掷器

采用塔爆方式进行的减威力氢弹原理试验成功，表明我国已完全掌握了氢弹原理，其关键技术已经解决。氢弹试验指日可待。

一场大规模的试验准备工作，在核试验场拉开序幕。这次试验共有32个测试项目，137个效应项目，1887台（套）仪器，在中国核试验史上是空前的。

专家们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决定采用“机、伞、弹”结合的方式：也就是采用飞机运载带降落伞的核弹，在空中缓慢下降到预定高度爆炸。

空军大胆改装了轰－6飞机，担负空投任务的徐克江机组进行了高强度训练。按照设计，南京513工厂严密细致地加工了降落伞。

1967年6月17日8时整，徐克江驾驶飞机进入空投区。指挥员立即发出清亮而庄重的报时令：“5、4、3、2、1,起爆！”

半分钟过去，仍无声响。

飞机还在空中盘旋。

氢弹没有投下。

这架飞机上负责投弹的是第一领航员孙福长，现在回想起来，他仍激动地说：“当时，我太紧张，忘了按自动投掷器，氢弹没能在预定的8时整投下。”

远在北京的周恩来，从电话中得知这一情况，随即指示罗布泊指挥所：“请告诉飞行员，要沉着冷静，不要紧张。”

机长徐克江要求再次投弹。

机舱随即打开，氢弹脱钩，携着降落伞向空中急速落下……

核弹降到距地面2930米的高度时，只听一声巨响，闪出一道炽热的白光，碧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传来滚滚的雷鸣声……红色烟尘向空中急剧翻卷，愈来愈大，火球也愈来愈红，火球上方渐渐形成了草帽状云雾，与地面卷起的尘柱形成了巨大的蘑菇云。

此刻，前方地平线上出现了两颗火红的太阳，一颗在上，一颗在下，上面那颗强烈的光芒，使另一颗黯然失色。这蔚为壮观的景象，撼人心魄。

这是一颗人造“太阳”，它的光亮比1000个真正的太阳还亮。

强烈的光辐射，将距爆心投影点400米处的钢板铸件烧化，水泥构件的表面被烙成下玻璃体；布放在8公里以内的狗、10公里以内的兔子，当场死亡一半；700米处的轻型坦克被完全破坏，车内动物全部炭化；冲击波把距爆心投影点近3公里、重约54吨的火车吹出18米，3.4公里处的半地下仓库被揭去半截，14公里处的砖房被吹散……

罗布泊一片欢声雷动，人们忘情地把手中的帽子抛向空中，互相拥抱。

科技人员把爆炸当量的数据送上来了，330万吨。

聂荣臻元帅激动地一把抓起身边的电话，电话直通军委叶剑英办公室。

“试验完全成功，当量330万吨。”

“好！祝贺你们，我马上向总理报告。”

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了《新闻公报》，庄严宣告：“我国在两年8个月时间内进行了5次核试验之后，今天，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苏联用了4年零7个月；我国只用了两年多时间，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这两个发展阶段之间的跨越。（编辑：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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